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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 浙江城镇居民生活从温饱走向高水平全面小康

时间:2018-10-22

改革开放四十年,浙江以“勇立潮头”的精神,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一马当先,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人民生活摆脱了贫困,实现了由基本温饱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居民收入快速增长,消费结构持续改善,生活品质得到了极大的提高。

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向高水平全面小康迈进

改革开放四十年,浙江城镇居民收入节节攀升,生活水平大幅提高。2017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突破5万元大关,是全国平均水平(36396元)的1.4倍,自2001年起连续17年排名全国各省(区)第一名。1978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332元,2017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提高到51261元,40年增长了154倍,年均名义增速达13.8%;按可比价格计算,2017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78年增长19.3倍,年均实际增长7.9%。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1924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78年实际增长13.2倍,年均实际增长6.8%

改革开放四十年,浙江城镇居民生活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初的解决温饱期、南巡讲话后的总体小康期、新世纪后的基本实现全面小康期和迈向高水平全面小康期四个阶段。

(一)改革开放之初的解决温饱期(1978-1991年)。

1978年以后,浙江人民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指引下,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大胆冲破长期“左”倾错误束缚,把工作重点转入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浙江的改革开放起自农村,随着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农业劳动生产率大大提高,农村大量的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从土地中解放出来的农民有了大显身手的机会,开始创办以城乡集体经济为主的乡镇企业。与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相对应,浙江经济体制改革在国有和城镇集体企业内,以打破“大锅饭”的体制为标志,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和“利改税”等相关政策,改革企业工资制度,增强企业活力,激发劳动者工作热情,有力促进了企业生产的发展。1991年,浙江城镇居民登记失业率为2.0%,较1978年下降了5.8个百分点,实现较为充分的就业。国有工业企业的全员劳动生产率由1978年的11290/人增长到1991年的42615/人。同时,浙江城乡市场迅速恢复和发展,乡镇、个体私营企业的异军突起。改革开放初期,浙江私营、个体经济首先在国有经济较薄弱的农村地区生根发芽。到了1991年,浙江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已达30.98万人,是1978年的20.5倍。以纺织和小商品为代表的各类轻工业产品专业市场迅速在温州苍南、台州黄岩和金华义乌等地建立,为形成日后全国性的商品营销中心奠定了基础。1991年,浙江专业市场个数和成交额均居全国前列,市场大省初步形成。

国有和集体企业改制破冰、城镇集贸市场的迅速恢复和对外开放型经济得到发展,意味着浙江的城镇经济改革初见成效,为浙江城镇居民收入倍增提供了发展基础。这一时期,几乎所有的城镇职工都在国有和城镇集体企业工作,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主要是受浙江国有企业经营效益向好、职工薪酬增加而带动的:国有单位平均工资水平由1978年的597元增长到1991年的2583元,城镇集体单位平均工资水平由1978年的470元增长到1991年的2152元,城镇职工工资性收入大为增长。此外,由于当时城镇职工保险福利与所在单位直接挂钩,国有和集体企业经营效益的好转也使得职工获得更多转移性收入。1991年,国有和城镇集体企业支付职工保险福利费用39.1亿元,较1986年增加了27.1亿元。在此背景下,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1978年的332元增加到1991年的2143元。尽管1987年到1989年期间,由于推进价格改革和商品市场开放,出现了较为明显的通货膨胀,如1985年和1988年城镇消费价格涨幅分别达到15.1%23.4%,导致城镇居民收入增速一度出现负增长,1987-1989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仅0.6%。但从1978年到1991年这一时期看,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仍保持了7.2%的年均实际增长。与此同时,人均消费支出从1978年的301元增长到1991年的1806元,年均实际增长6.6%(见图1)。

1 1978-1991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和实际增速变化

 

(二)南巡讲话后的总体小康期(1992-1999年)。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浙江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改革国有和乡镇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放开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策,掀开了全面现代化与改革开放新的一页,为城镇居民生活水平迈向总体小康创造了条件。

浙江实施的经济发展政策可归纳为六个方面:一是推动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二是着手政府部门“管办分离”;三是鼓励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和混合所有制经济;四是加快提升各类商品专业市场;五是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六是出台“省管县”管理体制,推动县域经济加快发展。在这六方面政策出台后,全省工业发展活力竞相迸发,私营和个体经济进入新一轮发展热潮。全省城乡个体私营工业企业和其他工业企业占全省工业企业数的比从1985年的45.0%提高到1999年的91.0%,城镇私营和个体企业从业人员从1978年内的1.51万人迅速增长到1999年的163.34万人,占城镇从业职工人员的38.2%。过去完全由国有和城镇集体企业为主的城镇经济格局不复存在,私营和个体经济成为浙江工业发展的主要推力,城镇居民获取劳动报酬的渠道更为宽广。与此相对应的是浙江国有企业和城镇集体企业开始了较为艰巨的体制改革。自1994年浙江兰溪的凤凰化工开启全国首例上市国有股份转让以来,在经过多年改制、破产、重组之后,浙江国有企业数量从1995年的3271家缩减到1999年的1400家,减少亏损企业493家;集体单位由1995年的27636家缩减到1999年的3013家,减少亏损企业5810家。经过几年调整,浙江国有和城镇集体企业经济效率得到了提升,职工平均工资增长重新实现快速增长,1999年浙江国有和集体企业职工平均工资实际增幅达15.4%

浙江工业的增长也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二三产业间开始形成良性互动。1990年,浙江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还在30%以下,从业人员432.9万人。到了1999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上升至34.1%,吸纳从业人员770.6万人,成为新的城镇经济增长点,为浙江城镇居民就业提供了新选择。面对九十年代较明显的通货膨胀、国有企业职工下岗潮和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挑战,浙江积极构建与企业体制相脱离、结合个体、企业和社会三方的社会保障体系,降低失业率,稳定城镇职工生活,保证社会平稳运行。1996年,浙江省在全国率先建立覆盖城乡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1998年,浙江按照统一部署建立全省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采用个人账户和社会统筹相结合的模式,既减轻了国有企业负担,又保证了个人基本权益。同年,浙江省还与各地市签订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工作目标责任书,通过增加就业渠道、加强经费保障、开展转岗培训、保障基本生活开支等方式,确保下岗职工生活稳定。

民营企业的全面崛起,国有企业的轻装上阵,第三产业的加快发展,社会保障制度的不断完善,缓解了浙江城镇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发展阵痛,充分释放了浙江区域经济的增长潜能,为这一时期城镇居民持续增收奠定了发展基础。1993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实际水平为2590元,超过小康标准线[1]1996年和1997年,浙江省城镇居民收入实际增速曾一度放缓,但伴随着之后强劲的经济增长而迅速走出谷底。1999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8428元,位居全国各省(区、市)第四名。扣除价格因素影响,1999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1992年实际增长了57.7%,年均实际增长6.7%。同时期的人均消费支出从1992年的2154元增长到1999年的6522元,年均实际增长5.9%1999年,按照《全国小康生活基本标准》评价,浙江总体小康实现程度达到100%,在全国率先实现了总体小康目标(见图2)。

2 1992-1999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和实际增速变化

(三)新世纪后的基本实现全面小康期(2000-2012)。

进入新世纪,浙江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按照“干在实处,走在前列”的要求,提出并全面实施“八八战略”和“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扎实推进“全面小康六大行动计划”。这一期间,浙江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完备,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二三产占比持续攀升,产业结构不断优化。2012年,浙江二三产业就业人员占比为85.9%,较2000年提高了21.4个百分点。工业化、信息化融合程度不断加深,高新技术产业、信息经济和现代服务业发挥支撑引领作用,涌现出智能制造、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网络娱乐等新经济模式。民营经济扛起浙江经济发展的大旗。2012年,私营和个体企业占全省企业数的83.5%,城镇私营和个体企业吸纳全省48.1%的城镇就业人口,民间投资完成全省61.8%的固定资产投资。民营经济的蓬勃发展,带动浙江城镇居民就业向好。自2000年起,浙江城镇登记失业率不断下降,2012年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01%,创新世纪以来新低。

浙江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2012年浙江城镇人口占比达63.2%,较2000年提高了14.5个百分点,越来越多的浙江居民迁入城镇生活。2012年,浙江省一般预算支出达4161.88亿元,全省财政每年支出增量的三分之二以上用于民生。民生领域投资不断增加、基础公共设施不断完善、公共服务质量不断提升。城镇区域在人力、资金、技术方面的集聚优势持续释放,促进浙江城镇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提高。

浙江社会保障体系不断完备。在养老保险方面,继续扩大企业职工养老保险覆盖面,建立了城乡统一的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2009年),推动建立失地农民基本生活保障制度(2003年);在医疗保险方面较早建立起市级城乡一体的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医保“一卡通”全面推行,所有市县新农合、城镇居民医保人均筹资标准达285元以上,在全国率先实现大病保险制度,全省全覆盖全民医保体系基本形成;出台失业、工伤、生育保险方面的条例规定。除了注重制度建设之外,浙江省还加强财政资金向民生社保领域的倾斜,多次上调基本养老金、城乡低保标准和医疗报销比例,扎牢民生保障网。

这段时间,浙江经济发展也并非一帆风顺。2008年受全球金融危机影响,浙江物价涨幅上浮至5%,通胀苗头显现,城镇居民收入实际增速创新世纪最低的5.4%2011年之后,浙江经济“换挡转型”,GDP增速步入个位数,由追求速度的旧模式切换到注重质量的新模式,浙江城镇居民收入增幅也随之平缓。总的来说,浙江城镇居民收入变动由改革开放之初的大涨大落变得平稳,显示了浙江经济整体运行稳定,收入调节机制发挥作用,民生兜底网建设基本完善。2001年,浙江城镇居民收入突破1万元,首次超过广东,位列全国各省(区)第一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00年的9279元增长到2012年的34550元,年均实际增长9.5%;人均消费支出从2000年的7020元增长到2012年的21545元,年均实际增长7.7%。根据《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统计监测指标体系》的评价,2010年浙江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程度已超过了90%[2]2012年,省第十三次党代会庄重宣告,浙江已基本实现了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小康社会的目标(见图3)。

 

3 2000-2012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和实际增速变化

 

(四)迈向高水平全面小康期(2013-2017)。

十八大以来,中国经济步入内需挑大梁的时代,逐渐富起来的中国人产生的消费需求既是满足自身对美好生活的合理向往,也是稳定宏观经济运行、培育经济发展新亮点的重要途径。站在历史发展的新起点上,浙江以“八八战略”为总纲,秉承“干在实处永无止境,走在前列要谋新篇”的新要求,提出高水平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新目标。

2013年以来,浙江以“最多跑一次”改革为牵引,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扩大对内对外开放,促进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浙江贯彻“共享”的发展理念,年年出台十大民生实事,涵盖环保、交通、养老、住房、医疗等各个方面;推进大都市圈建设,推进高质量城镇化进程;建立全省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城乡医疗保险体系,实现浙江医保全国联网;于2015年全面消除家庭人均年收入4600元以下贫困户,在全国率先完成脱贫任务。推进平安浙江和社会治理创新,提升人民群众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3年的37080元增长到2017年的51261元,年实际增速6.4%。浙江不仅是全国省(区)中首个突破5万元大关的省份,更是连续17年位居全国各省(区)第一名;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1924元,同样居全国省(区)第一名(见图4)。

4 2013-2017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和实际增速变化

改革开放四十年间,浙江省城镇居民用23年时间实现人均收入突破1万元,用10年时间实现人均收入突破3万元,用6年时间于2017年实现人均收入突破5万元。

二、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收入结构更趋合理

(一)经济发展促进城镇居民收入不断增长。

1978年以来,浙江抓住历史机遇,在改革上一马当先,在开放上力争上游,实现了从资源小省到经济大省的历史性跨越,城镇居民收入进入了快速增长时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将全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为中心上后,浙江便拉开了改革的序幕:1978年到1991年,浙江实现GDP年均递增12.2%,带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递增7.2%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浙江坚定推进企业产权、市场经济体制等方面改革,充分释放改革红利。自1992年到1999年,浙江GDP年均增长14.6%,推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实现年均实际增长6.7%。但由于彼时社会保障措施不够完善,收入分配不够注重公平,城镇居民收入增速相对较慢,人民分享红利并不充分。步入新世纪以来,浙江在深化市场化改革、提高对外开放水平,促进民营经济发展的同时,还出台了一系列保障民生、分享发展红利的政策。2000年到2017年,浙江GDP年均增长10.6%,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8.6%,收入实际增速较1978-1991年和1992-1999年分别提高1.4个和1.9个百分点,基本实现了与GDP同步增长。伴随着收入分配体制的不断完善,城镇居民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不断提高(见图5)。

 

5 1978-2017年浙江城镇居民收入实际增速和GDP增速变化

(二)城镇居民收入来源呈现多元化。

城镇居民工资收入比重下降,经营、财产、转移性收入比重提高。改革开放初期,工资性收入是浙江城镇居民收入来源的绝对主体,但随着市场主体增多、实物分配货币化以及政府转移支付增加,城镇居民收入中工资收入比重开始逐渐下降。1980年,城镇居民工资性收入占城镇居民实际收入比重为85.2%,到1991年下降到75.7%。与此同时,伴随着 “承包、租赁经营”、“经营责任制”、“利改税”、“沿海经济开发区”等旨在促进企业经营体制改革、加强对外开放的一系列措施出台,长时间内由国有企业构成的城镇经济出现了松动,浙江乡镇企业、城镇街道工业和个体私营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个体经营者劳动收入由1985年的9.3元迅速增长到1991年的41.6元,年均实际增长21.0%

南巡讲话之后,浙江加快了改革开放的步伐,不断加强资源配置市场化,推进国有企业改制,大力发展私营企业,推进所有制改革,加大对外开放,建立健全城镇居民养老、医疗、低保方面的社会保障措施。2001年,浙江省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中,工资性收入占居民收入的比重从1995年的77.6%下降到2001年的68.5%。个体经营者的净收益从1995年的95元提高到2001年的553元,年均实际增长31%,转移性收入从1995年的1075元提高到2001年的2608元,年均实际增长13%

进入新世纪以来,浙江个体与民营经济持续发展,民间投资活跃,为浙江城镇居民收入来源的多元化创造了条件。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占收入的比重从2002年的67.3%下降到52.6%,经营性收入占比从2002年的6%上升到17.9%,财产性收入占比从2002年的1.6%上升到13.5%

(三)城镇居民收入水平连续17年位居全国前列。

随着浙江城镇居民收入水平的快速增长,收入水平在全国的位次迅速提升。在改革开放初期的1978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332元,是全国城镇平均水平的96.8%,居全国各省区第11位;1980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488元,比1978年实际增长31.7%,收入水平比全国城镇平均水平高2.2%1990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1932元,比1978年实际增长1.4倍,比全国城镇平均水平高27.9%,人均收入水平在全国各省市的位次上升至第四位。2001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广东,上升至第三位。2001年到2017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17年居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第三位,仅次于上海、北京,居全国各省、自治区第一位,2017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1261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0.8%

三、消费水平不断提升,生活步入全面小康

改革开放四十年,随着商品生产能力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大幅提高,浙江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和消费结构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各类消费已从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转向生活的美好享受和个体的健全发展。线上线下消费环境不断优化,公共设施覆盖率提高,社会服务更加全面,从城镇居民的吃穿住用到城市提供的公共服务,都发生着重大的变化,生活质量不断提升。

(一)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不断提升。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城镇居民的生活摆脱贫困、解决温饱,消费支出不断提高,生活质量实现了全面小康的跨跃,并正步入高水平全面小康。

1978年浙江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占可支配收入的比例高达90.7%。由于生活水平较低,以实物化分配为主,加上城镇居民基本社会保障及福利都由国有企业保障,彼时浙江城镇居民收入少有节余。经过30多年的发展,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和消费支出不断增长,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可支配收入不但能满足生活基本需要,而且能够改善居住条件和生活条件,消费档次也有较大的提高,更满足了教育和精神文化需求。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31924元,是1978年的106倍,按可比价格计算比1978年实际增长13.2倍,年均实际增长6.8%

(二)恩格尔系数下降,消费结构不断升级。

改革开放初期阶段,浙江城镇居民生活水平较低,人们在保障基本生活方面的消费占总消费较大比例。1981年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仅为476元,在城镇居民的消费支出中,食品、衣着和水电燃料等基本生活支出占消费支出的比例达70%左右,其中人均食品支出为264元,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达55.9%,发展和享受消费的支出非常有限。随着城镇居民收入的增加,消费水平得到显著提高,消费领域逐渐拓宽,高档耐用消费品逐渐进入城镇居民家庭并不断更新换代,在外饮食、家庭服务、文教医疗、交通通信等服务性消费比重逐步扩大,消费结构的不断升级体现了城镇居民生活水平从温饱向小康迈进过程,生活质量全面提升。

城镇居民消费支出中,食品、衣着等基础用品消费支出占总消费的比重大幅降低。2017年城镇居民中人均食品支出为8906元,恩格尔系数从1981年的55.9%下降为27.9%;相应的城镇居民在教育文化娱乐、医疗保健方面的支出增加,2017年人均分别达3521元、1872元,在消费性支出总额所占的比例分别为11%5.9%。比1981年分别提高了2.75.0个百分点。

(三)消费模式逐渐改变,生活条件显著改善。

1.食品消费注重营养,膳食结构追求合理。在物质匮乏的时代,主要的食品消费凭粮票、食用油票等配额供给,吃饱是居民饮食的最大目的。改革开放以后,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食品供给极大丰富,浙江城镇居民饮食观念逐渐从“有啥吃啥”转变到“想啥吃啥”。1981年,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食品支出为261元,至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食品支出达8906元,食品支出年均实际增长4.4%

食品支出的内部结构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城镇居民越来越关注饮食营养搭配,膳食结构更加合理。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粮食118.2公斤,较1981年人均消费粮食降低11%。肉类、家禽、蛋、鲜奶和水产品的人均消费量分别比1981年增长0.8倍、2.3倍、1.3倍、6.5倍和1.0倍,奶、蛋、禽、肉和水产等购买量增加,营养结构改善明显。从消费途径来看,在外饮食消费所占的比重逐渐增加。据统计,浙江城镇居民2017年在外饮食人均支出1846元,占食品支出的20.7%,较2002年实际增长了55.9%

2.衣着消费注重品味,追求时尚。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城镇居民衣着方面的消费行为先后经历了三次转变:由“穿暖”至“穿美”转变;由“一衣多季”至“一季多衣”转变;由“制作衣服”至“购买衣服”的转变。同时,城镇居民进行衣着消费时更加注重色彩、款式的搭配,越来越追求个性化、时装化、名牌化。2017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衣着消费支出达到了1926元,实际是1981年的19.1倍,穿着的得体、时尚成为城镇居民追求美的重要方面。

3.耐用消费品不断更新换代。改革开放给浙江城镇居民生活带来的诸多改变中,耐用消费品更新换代是重要的体现。家庭耐用品购买方面,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手表、缝纫机、自行车“老三件”为代表,而上世纪九十年代则以洗衣机、冰箱、彩电“新三件”为代表。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科技含量高的产品走入到千家万户,目前,大屏幕高清液晶电视、全自动洗衣机、绿色环保型冰箱等产品的已在城镇居民家庭全面普及,极大的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2017年浙江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的洗衣机、电冰箱、彩色电视机分别为92.5台、100.3台、179.1台,而在1981年分别为1.4台、0.5台、0.5台。同时,汽车、家用电脑、移动电话等享用型、学习型的设备也已在城镇家庭全面普及或正在普及。2017年,浙江省每百户城镇居民中拥有家用汽车55.5辆、家用电脑95.6台、移动电话242.3部,分别是2002年的38.5倍、3.2倍和1.9倍。

4.网络消费成为浙江城镇居民消费亮点。随着家用计算机、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普及,以及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居民网络消费从无到有,并在近十年来迅速增长。以阿里巴巴为代表的浙江企业使浙江城镇居民的地缘优势在网络消费上备受瞩目,足不出户便捷快速的网络购物被越来越多的浙江居民所青睐,通过互联网购买商品和服务支出快速增长。2005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网络消费支出仅为4.8元,到2017年人均网络消费支出达754元,比2005年增长157.1倍。根据2017年对全省有网络消费行为的城镇居民有关网络消费行为的抽样调查显示,半数以上受调查者月均网络消费金额超千元,对网络消费表示满意的超过九成。

5.居民居住条件显著改善,生活环境更加优越。改革开放之前,很多城镇居民通过租赁房管部门或单位房屋解决居住问题,居民拥有住房的比例较低,住房面积小。改革开放实施以来,浙江城镇住房制度进行了市场化改革,使城镇居民购买房屋成为可能。

1990年浙江城镇人均购建房支出仅17元。上世纪九十年代住房制度开始改革,金融市场化不断加深、商品住房市场蓬勃发展,购买和租赁房屋渐成为浙江城镇居民普遍现象,城镇居民的住房状况得到极大改善。1992年,浙江城镇居民中租住公房的家庭所占比例超过80%,拥有住房产权的家庭仅为15.4%;到了2013年,城镇居民中租住公房的家庭的比例下降至1.48%,自有房家庭的比例达到81.67%,至2017年自有家庭的比例进一步提高至85.3% 2017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达到41.51平方米,比1983年和2000年分别增加32.07平方米和21.64平方米,居住条件不断改善。

四、改革开放四十年的经验与启示

改革开放四十年,浙江经济社会事业取得长足进步,城镇居民生活实现大跨越,积累了宝贵经验与启示。这些经验与启示可归结为如下四点:

(一)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的理念。

浙江城镇居民生活实现大跨越的思想前提就是坚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干在实处,走在前列,永立潮头”生动概括了浙江四十年的改革历程,在浙江四十年改革开放历程中,创造了无数个第一次,完成了许多零的突破:从奋勇挣破“左”的错误思想,在农村地区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实现多种经营体制的创新,到以城镇家庭作坊、农村乡镇企业起家,靠走遍天下、“买全国、卖全国”的小商品交易模式,再到坚定国有企业改革、积极对外开放、大力发展民营企业…敢为人先的浙江人闯过了无数个关口。这首先与坚持思想解放,坚持观念革新有关。以思想解放推动经济体制改革,在实践中充分检验,以经济体制改革促新一轮的思想解放,成了浙江一次次改革的经典模式。在新想法、新做法诞生时,不急于下定论,而是“先看看”,不断总结,对好的做法及时推广,使得浙江成为一块鼓励创新、鼓励突破的“试验田”。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保护群众的创业热情,鼓励群众的创新激情,使得浙江经济始终充满勃勃生机,走在了全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前列。

(二)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握历史机遇。

浙江城镇居民生活实现大跨越的发展基础就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把握历史机遇。浙江秉承发展就是硬道理,抓住改革开放各个时期的大小机遇,努力建立起机制体制的先发优势。从改革开放初期抓住经济结构调整机会,以轻工业为起点推进工业化,到布局小商品专业交易市场,建立全国乃至全球的核心交易市场,再到积极对外开放,吸收先进技术经验…浙江依靠对市场经济发展脉搏的准确把握,树立稳固而又灵活、充满活力的民营经济生态模板,建成市场化程度高、对外开放水平高、经济发展水平高、人均收入高的发达省份。

(三)始终坚持统筹兼顾地区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

浙江城镇居民生活实现大跨越的公平保障就是坚持统筹兼顾地区发展,推进城乡一体化。浙江的改革开放,初起于农村,通过农村工业化促非公有经济发展,促经济结构调整,倒逼城镇地区经济改革,最终实现全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平稳过渡。在发展过程中,浙江即对发达县市放权扩权,又对落后地区重点帮扶,促进全省区域间经济协调发展,使“均富”成为浙江发展与众不同的亮点。积极推进公共服务一体化,促进城乡间、区域间生产要素和资源禀赋流动,构建省内统一商品流通市场,共享改革发展的红利,促进浙江社会稳定,百姓安乐。

(四)始终坚持以人为本,发展民生经济。

浙江城镇居民生活实现大跨越的根本源头就是坚持以人为本,发展民生经济。浙江经济的发展离不开人民,浙江经济的发展也是为了人民。让人民感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满足对美好生活的渴望向往,有利于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创业创新动力。浙江把民生摆在各项工作的首位,建立为民办事的长效机制,将资源向民生领域倾斜,使人民充分享受到改革开放的红利。



[1] 《全国小康生活基本标准》由原国家计划委员会与国家统计局联合提出并向12个部委征求意见,于19951月修改完成。其中,城镇居民收入的小康标准线为以1990年不变价格计2400元。

[2] 《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统计监测报告(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