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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四十年 浙江农村劳动力转移成效显著

时间:2018-11-12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从土地转移出来,或离土离乡、或离土不离乡,促进了非农产业发展,推进了城镇化进程,为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浙江土地资源少,农村富余劳动力多,民营经济发达,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现象更为普遍。至2017年,浙江从农业转移出来的农民工数量达到1387万人,庞大的农民工队伍对浙江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具有极大的促进作用。

一、浙江农村劳动力转移变动轨迹

改革开放四十年是浙江农村劳动力转移速度最快、规模最大、效果最为明显的时期。经过四十年时间,不仅有1000多万农村劳动力通过不同方式实现就业转移,而且还吸引了大量的外地农村劳动力实现就业。综观1978-2017年浙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历史,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大体可分为5个阶段。

(一)流动启动阶段(1978-1983年)。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这一阶段政府对于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方面的基本态度是鼓励劳动力在农村内部流动,但农村劳动力在农村与城镇之间的流动仍受到严格的限制。为此,浙江农村劳动力主要仍在土地上“精耕细作”,转移出去的也大多在当地社办企业就业,极少量的五匠等手工艺者逐步迈出家门。1978-1983年,浙江农村劳动力在社办企业就业的占比从4.3%上升至6.4%,外出就业占比从不足1%上升至1.8%,五匠人员占比从不足3%上升至4.9%,浙江农村劳动力初现农业单一经营向多种经营转移。

(二)高速转移阶段(1984-1992年)。

1984年到1992年,浙江农村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乡镇企业崛起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农村就业结构由原来的较为单一走向多元化。1984年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入小城镇政策出台,为农民跨区域流动创造了条件。1992年浙江农村二三产业劳动力约716万人,比1984年增加351万人,增长96.2%,占农村全部劳动力的比重由20.4%提高到34.7%,提高了14.3个百分点。浙江农村劳动力进入高速转移的“黄金时期”。

(三)转移放缓阶段(1993-2002年)。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提出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这一阶段,国家全面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和乡镇企业的改制,关停了一批经济效益差、资源浪费大、难以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生存的企业,因而出现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弱的势头。这阶段转移速度已较前一时期放慢,2002年当年新转移到二、三产业的劳动力比重为2.8%,比1993年的新转移到二、三产业的劳动力比重下降5.7个百分点,浙江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了相对低迷的阶段。

(四)转移复苏阶段(2003-2009年)。

2003年到2009年,国家农村劳动力就业政策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开始逐步推行城乡统筹就业的政策,正式从制度的层面对农民的流动就业以及其在非农流域就业的权益进行保护。2003年中央下发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改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环境,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就业,是增加农民收入和推进城镇化的重要途径”。2004年至2009年连续6个中央一号文件都进一步明确强调“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公平就业”,为此浙江农村劳动力流动加快,特别是向城镇呈现快速流动的迹象。其间,浙江城镇从业人员大量增加,从2003年的750万人,增加到2009年的1585万人,增长2.1倍,年均增加13.3%

(五)稳定转移阶段(2010-2017年)。

2010年以来,国家对于农民工就业政策持续稳定向好,农民工从事非农务工收入不断增长,城乡差距不断缩小,劳动力城乡双向流动增加。这一阶段,农村劳动力或外出或返乡,往往是权衡经济利益和考量社会成本后的选择,总体迈入理性转移的稳定阶段。据相关资料,2015年全国范围内流动人口首次出现了下降,农村劳动力本土化就业趋势有所显现。随着浙江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步伐加快,对劳动力需求呈现缩量提质的趋向,部分省外来的农民工返乡就业,浙江本省的农民工数量保持稳定。2017年浙江农民工数量1387万人,2013年为1313万人,年均增加1.4%

二、浙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特点与成效

(一)农村劳动力大量减少,城镇化突飞猛进。

农村劳动力从低生产率的农业部门向高生产率的非农业部门转移,从农村向城镇流动,一定程度上都推动了城镇化进程。改革开放四十年,我国城镇化的推进速度逐渐加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1978年末的17.9%提升到2017年末的58.5%,提高了40.6个百分点,年均提高1.04个百分点。近年来随着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推进,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进程也日益加快。2017年末,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达42.4%,与常住人口城镇化率的差距缩小到16.2个百分点。作为东部沿海发达省份的浙江,1978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仅为14.0%,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近4个百分点,而2017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68.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10个百分点,比全国早近10年进入城市型社会。浙江加快城镇化的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

(二)非农产业快速发展,农民增收渠道拓宽。

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二三产业提供了大量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促进了非农产业的发展。1979-2017年,浙江第二产业增加值,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年均增长14.0%;第三产业增加值,扣除价格因素影响,年均增长13.0%。二三产业的发展,促进农村居民非农收入的提高。1984年,浙江农村居民务工所得的工资性收入人均71.6元,占全部收入比重16.0%;从事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人均45.5元,占全部收入比重10.2%;两者合计非农收入117.1元,占比26.2%。而2017年农村居民获得这两项收入合计19383元,占比达到77.7%。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转移,极大拓展了其收入来源,为农民带来了更多的财富。

(三)转移劳动力素质不断提高,人力资本价值提升。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整体素质也逐年提高。1992年农村转移劳动力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比49.9%1993年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比62.1%,1992年提高12.2个百分点;1994-1998年当年农村转移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是8.2年、8.3年、8.6年、8.8年、9.1年;2017年,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民工占比达到78.8%,反映出农村转移劳动力自身素质的不断提高。素质的提高,也带来转移劳动力人力资本价值的提升。从反映农村转移劳动力价值的非农收入看,1992年劳均非农年收入约为1184元,而2017年劳均非农收入约为42120元,增加了35.6倍,年均增加15.4%,增速快于同期农村居民总体收入的增长。与此同时,2017年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年均收入约为11657元,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价值约为同期农业劳动力的3.6倍。

(四)农村劳动力省内流动为主,对城市建设贡献巨大。

浙江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就业、创业环境总体处于全国领先位置,浙江农村劳动力转移以本省为主。1993年,农村转移劳动力90.4%在省内就业;1998年,转移的农村劳动力81.4%在省内就业,省外就业比重有所增加,流动范围逐渐扩大;2017年,省内就业比重又回升至95.0%。表明,省内流动一直是浙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向,但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起伏变化。从流向上看,发达的大中城市对农村劳动力更有吸引力,农村劳动力为其经济社会发展作出巨大贡献。2017年,浙江外出农村劳动力中有三分之一在省会城市、直辖市、地市级等大中城市就业,农民工成为城市建设的生力军。

(五)转移带动城乡经济发展,一体化进程持续推进。

改革开放以来,农村劳动力转移主要有“离土不离乡”、“非迁移性的离土又离乡”和“永久性迁移性的离土又离乡”三种模式,这三种模式在不同的阶段发挥了不同作用,其中第二种仍是我国农村劳动力流动的主体方式。基于这种方式的流动,对城乡一体化发展有较大促进作用。一是农村劳动力转移能够提高农业生产率、转换农业产业结构、实现农业规模经营;二是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入城市,为城市的工业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城市经济得以增长;三是在城市就业的农村劳动力得到更多的收入,反哺农村家庭,推动农民致富。通过农村劳动力的有效转移,以城带乡、以城促乡,使城乡差距缩小,从而推动城乡一体化发展。2017年,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2.051,成为全国各省区差距最小的省份;最近十年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增长速度也明显快于城镇居民。

三、浙江农村劳动力优化转移的几点经验

在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下,未来农民工在劳动就业、工资收入、城市融入、技能提升等方面都面临着新的机遇与挑战。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非农产业,一方面可以有效缓解企业的用人荒,有助于整个社会资源的合理分配;另一方面可以使得农村劳动力进一步融入城市,实现农村劳动力的个人价值,有助于城乡一体化的融合,有助于促进乡村振兴发展。

(一)进一步处理好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关系。

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相辅相成、互动联动、相互促进,乡村振兴是新型城镇化的基本动力,新型城镇化为乡村振兴创造条件。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是城镇化的核心要义,农村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本质要求。推进市民化进程,有助于以农民工市民化为契机加速城镇化的转型,转变城市发展方式,着力提高城市发展质量,走出一条城乡融合发展、改革创新的城镇化发展之路。处理好市民化和乡村振兴的关系,就是要让进城的农民工能够在城市稳定下来,实现安居乐业,让农村的土地资源得以盘活,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提高农业的现代化水平。同时,也是要让农村能够吸引返乡的农民创业创新,吸引城里人来农村投资,让城市优质资源也向农村流动,实现城乡双向流动,从而实现乡村真正的振兴。

(二)进一步完善政府管理与服务。

农村劳动力转移政策的执行往往涉及到多个政府部门,这一过程往往容易出现“多头领导”或“无人领导”的情况。因此需要政府对转移过程中涉及的部门进行统筹安排,从转移的源头开始,直至转移结束,分清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各部门的责任和任务,根据实际工作情况制定相应的标准,相关部门按照这一标准执行,建立从头至尾的完整转移流程,强化部门间的协调协作机能。同时不断完善网络共享平台,相关部门将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信息实现共享,利用网络平台增强各部门之间的沟通联系,避免出现因未能及时沟通导致重复劳动或无人问津的情况,进一步完善政府管理与服务。

(三)进一步加强职业技能培训。

多层次、多形式地加强对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是提高劳动者素质,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手段。首先应针对不同的群体制定相应的培训计划,对失地农民、农村剩余劳动力、已在二三产业就业的劳动力、农村新增劳动力等不同的就业群体制定不同的培训计划。其次政府应加大对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的投入,以提高受惠农民的范围,同时应对承训机构予以扶持。再次整合培训资源,鼓励职业技术学校、农广校、农机校、农科院等培训机构平等竞争,开展多种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让农民自主选择培训机构和培训专业,使农民愿意参加培训。

(四)进一步提高劳动者权益保障。

从协调城乡经济发展、缓解“三农”矛盾、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充分就业的基本思路出发,实现有利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度创新。引导和支持农村劳动力创业创新,为非正规就业提供信用担保支持,逐步形成创业培训、项目管理、开业指导、小额贷款、政策扶持相结合的工作机制。可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的办法,推行非正规就业人员的社会保险补贴政策,采取国家补一点、个人出一点的办法解决他们的社会保险问题,使他们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失有所助。政府出台政策引导企业签订劳动者用工合同,进一步提高劳动者权益保障;进一步打击违法欠薪行为,确保劳动者基本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