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新图强七十载 城镇居民生活大变样——新中国成立70年之浙江城镇居民生活变迁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党中央和历届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浙江人民凭着“坚韧不拔、敢闯敢创、开放图强”的革新精神，勇立潮头、砥砺奋进，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浙江城镇居民摆脱了贫困,实现了从温饱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开启了高水平全面小康建设的新征程。

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变迁概述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浙江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城镇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屡上新台阶，从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量到质的追求转变开始，到精神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攀升。浙江城镇居民生活经历了发展起步、改革开放初期的解决温饱、加快发展的总体小康、深化改革的全面小康和新形势下高水平小康建设五个阶段。

（一）1949—1978年：发展起步阶段。

1949年，国民党政府撤离浙江后在经济上留下一副破烂摊子，社会经济濒临崩溃，许多私营企业停工减产，商店歇业倒闭，失业工人多，居民生活困难重重。当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116元。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浙江省委和省政府领导人民恢复和发展生产，安排人员就业，经过三年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到202元。1957-1978年，经历了“大跃进”、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运动，城镇居民收入在曲折中缓慢增长，到1978年人均可支配收入332元。

（二）1978—1991年：改革开放前期温饱阶段。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通过多次提高职工工资、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居民自主创业等措施，城镇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进入快速增长期。1991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43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是1978年的1.5倍，年均增长率达到7.2%，浙江省城镇居民过上温饱有余的生活。

（三）1992—1999年：加快发展的总体小康阶段。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浙江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改革国有和乡镇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放开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策，掀开了全面现代化与改革开放新的一页，为城镇居民生活水平迈向总体小康创造了条件。该时期分配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各级政府切实落实相关增收措施。发展状况良好的企业提高职工的福利补贴、奖金、工资等。同时，机关企事业职工工资也得到相应的提升，城镇居民收入迅速增长。1999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8428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收入比1992年增长了57.7%，年均增长6.7%。按照《全国小康生活基本标准》评价，1999年浙江总体小康实现程度达到100%，在全国率先实现了总体小康目标。

（四）2000-2012年：深化改革的全面小康阶段。

进入新世纪，浙江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实施“八八战略”和“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扎实推进“全面小康六大行动计划”。这一时期浙江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完备，人民生活更加殷实。2012年，私营和个体企业占全省企业数的83.5%，城镇私营和个体企业吸纳全省48.1%的城镇就业人口，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01%，创新世纪以来新低。2012年浙江城镇人口占比达63.2%，较2000年提高了14.5个百分点。2012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550元，比2000年年均实际增长9.5%，比全国平均水平的24565元高9985元，居全国31个省（区、市）第3位，是自2001年以来连续第12年位居各省（区）首位。2012年浙江省第十三次党代会郑重宣告，浙江已基本实现了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小康社会的目标。

（五）2013年至今：新形势下高水平小康建设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的外部环境，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一系列深刻变化，浙江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在新形势下推动高水平小康建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到2020年居民收入倍增计划，是国富民强、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决策，增强了广大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生活的信心。近六年来浙江经济增长稳中有进，产业结构不断转型升级，浙江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在高水平下平稳增长，贫富差距缩小，社会和谐稳定，创造了人民物质富裕和精神富有的“双丰收”。2018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5574元。

图1  1978年-2018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二、  收入水平快速增长，收入来源丰富多元

随着浙江二、三产业创新发展和就业机会的增加，70年来浙江城镇居民收入来源更加丰富多元，收入水平长期位居全国前列，增收亮点纷呈。

（一）收入水平跨越式增长，稳居全国前列。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浙江经济在曲折中缓慢发展，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改革开放后的40年间，浙江发展抓住了历史机遇，不仅在改革上一马当先，在开放上也力争上游，实现了从资源小省到经济大省的跨越，从而带动了城镇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1978年-2018年，浙江GDP年均增长11.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9%，实现了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的同步增长。

图2 1978年-2018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GDP收入增速

1978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332元，1986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超过千元关口（1104元），1994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五千元（5066元），2001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更是攀上了万元大关（10465元），到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超5万元（51261元），居民收入不断登上新台阶。

收入的快速增长，使浙江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在全国各省（区、市）的位次迅速提高，并始终保持前列。1978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332元，是全国城镇平均水平的96.8%，处在全国各省区的第11位；198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488元，比1978年实际增长了31.7%，比全国城镇平均水平高2.2%；1990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32元，比1978年实际增长1.4倍，比全国城镇平均水平高出27.9%，人均收入水平在全国各省（区、市）的位次上升至第4位。从2001年开始，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18年居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第3位，排在上海、北京之后，居全国各省、自治区第1位。2018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5574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1.6%，是1978年的167倍，收入水平实现了百余倍的跨越式增长。

（二）收入来源日益多元化，增收亮点纷呈。

新中国成立之初，绝大部分城镇居民仅依赖于从单位得到的工资补贴等收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二三产业蓬勃发展，浙江居民开始从事小买卖、开办企业及各种服务性行业；积累了一定的家庭财富后的浙江城镇居民收入来源日益多元化，增收亮点不断涌现。

1.工资性收入是增收主力。

建国以来至改革开放前，受生产力低下的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全国城镇居民就业者中绝大多数为国有和集体职工，就业形式和收入渠道比较单一，工资性收入几乎是收入的唯一来源。改革开放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增添新的发展动力，浙江工资制度先后进行了多次调整与改革，企事业单位职工和国家公务员工资得到了显著增加。此外，经济体制的改革为城镇经济注入了活力，各种经济类型的企业从无到有，新型职业行业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就业渠道不断拓宽，工资性收入是城镇居民增收的绝对主力。2018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31148元，比2000年增长了3.8倍，对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54.0%；2001-2018年人均工资性收入年均增长9.2%,比同期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速快0.7个百分点。

2.经营性收入快速增长是居民增收的新动力。

改革开放中的浙江经济以个体与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为特点，浙江人又历来善于经营生意，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大力倡导“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不断改善创业环境，减轻企业负担，简化审批程序，激发了企业和个人创新创业热情，推动城镇居民经营净收入快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经营收入占比呈现“持续扩大，小幅回落”的增长态势。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8316元，是2000年481元的17.3倍，对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5.0%，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也由2000年的5.2%提升到2018年的15.0%。2001-2018年人均经营净收入年均增长17.2%，比同期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速快8.7个百分点。家庭经营收入逐渐步入了持续、良性、快速增长的轨道，成为新世纪以来浙江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新动力。

3.财产性收入成为居民家庭增收的新路径。

上个世纪90年代，受投资观念约束以及投资渠道限制，浙江城镇参与投资的居民相对较少。银行利息和国债收益是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渠道，利息收入在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所占的比例在75%到90%之间。伴随着浙江城镇居民财富的不断积累，投资渠道逐渐拓宽，财产性收入增收的渠道日益丰富，出租房屋、投资基金、买卖黄金白银等等理财方式被浙江城镇居民广泛涉猎，财产净收入大幅度增加。2018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为7586元，是2000年的48.6倍，对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13.7%。2001-2018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年均增长24.1%，比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速快15.6个百分点。财产性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逐年增加，2000年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为1.7%，2018年上升到12.5%，几乎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居民财富逐渐累积，财产收入成为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的新路径。

4.转移性收入持续享受政策红利。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社会保障事业经历了一个从恢复、建立到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浙江始终坚持把“保民生，促发展”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各项社会保障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浙江企业职工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较其他省份起步早，发展快。1984年浙江实施离退休费用的社会统筹，并逐步将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企业从业人员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中，社会保障覆盖面不断扩大。1986年浙江建立职工失业保险制度，并获得较快发展。1992年浙江对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探索与尝试。覆盖城乡的最低生活保障起步于1996年，2001年8月颁布了《浙江省最低生活保障办法》，进一步规范了低保制度。以上种种政策红利带动了浙江城镇居民转移性收入的快速增长，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民生工程的不断建设，社会救助、政策性生活补贴力度持续加大，居民从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享受的实惠不断增加。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浙江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标准年年上调，使浙江城镇居民转移收入得到了持续增长。2018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8524元，是2000年的5.4倍，对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15.3%，2001-2018年人均转移净收入年均增长7.8%。其中养老金与离退休金占比达81.6%，是转移净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拉动增收作用最大。

三、  消费水平不断提升，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浙江城镇居民生活处于贫困边缘。70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镇居民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收入水平不断跃上新台阶的同时，人均购买力实现了从百元级到万元级的跨越，消费结构不断优化，生活面貌日新月异。

（一）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生活品质持续改善。

1949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仅106元，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近30年间，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在曲折中缓慢增长，1978年人均消费支出157元，吃和穿等基本消费占绝大比重。改革开放后的40年，随着收入水平的持续快速增长，城镇居民生活消费水平不断跃上新台阶，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全面提升。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到34598元，其中服务性消费支出16711元，占消费支出的比重48.3%。

图3  1978年-2018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增速

（二）恩格尔系数下降，消费结构不断优化。

新中国成立前期，浙江城镇居民消费水平较低，解决温饱是头等大事，20世纪五、六十年代，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维持在60%以上的高位，其中1962年的恩格尔系数为64.4%。改革开放初期，居民的支出仍以基本日常消费为主，1981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476元，其中食品、衣着和水电燃料等占消费支出的70%左右，恩格尔系数为55.6%，属于温饱型的生活。随着收入的增加，居民消费领域逐渐拓宽，衣着、居住、文化教育、医疗保健、交通通信以及生活服务支出增加，食品在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不断下降。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1993年降到50%以下，2000年降到40%以下。2018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7.1%，达到了国际上认定的生活富裕标准。

图4   1981年-2018年浙江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变化

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化来看，食品、衣着、生活设备等基础用品消费支出在人均支出所占的比重不断降低，居住、交通通信的消费支出比重显著增加，消费结构优化升级，居民生活日新月异。2018年城镇居民中人均食品、衣着支出额分别为9371元、2232元，分别占人均消费支出总额的27.1%、6.4%，比1981年分别降低了28.5和8.1个百分点；而人均居住和交通通信的支出分别为9154元和5010元，占消费支出的26.5%和14.5%，比1981年提高了21.5和13.7个百分点；同时体现发展享受的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分别为3684元和2287元，占消费支出的10.6%和6.6%，比1981年提高了2.2和5.5个百分点。

表1    浙江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

（三）饮食更加注重营养，在外就餐消费增加。

20世纪50年代前期开始，国家对粮油实行统购统销，粮食和副食品凭票证供应。1959-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严重短缺，政府压缩了城镇人口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标准，大多数居民家庭常年餐桌上见不到肉。1962年开始，全省粮食及副食品供应有所好转，但居民的食物消费水平仍然很低。直到70年代中期，普通的糖果、糕点仍然是多数城镇居民家庭的“奢侈品”。1978年以后，随着农副产品产量的增加，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短缺的局面逐渐扭转，品种越来越丰富，居民的饮食逐渐从“有啥吃啥”跨越到“想啥吃啥”。1981-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食品支出从264元增加到9371元，年均增长10.1%。食品支出快速增长的同时，其内部结构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城镇居民越来越注重饮食营养，膳食结构更加合理。居民的粮食消费中主食消费的比例降低，而其它副食品比重上升。2018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购买粮食支出为648元，所占的比重从1981年的18.2%降低至6.9%。从食品营养角度分析，1981年居民购买肉类、家禽、蛋、鲜奶的支出比重占57.3%，随着收入的增加，居民营养结构大幅改善，除了传统的肉禽蛋奶之外，水产品、蔬菜菌菇、干鲜瓜果类的消费量明显增加，2018年以上副食品的年人均消费额达到4465元，比1981年增长了28.4倍，占食品类支出的74.8%。此外，随着消费观念的改变和消费方式的变化，居民在外饮食就餐日益常态化，据统计，浙江城镇居民2018年在外饮食人均支出2253元，占食品支出的24.0%，比1995年增长了7.5倍。

（四）居住条件不断改善，生活环境逐步优化。

改革开放前，很多城镇居民通过租赁房管部门或单位房屋解决居住问题，拥有自己住房的居民极少，且住房面积很小。改革开放后，随着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城镇居民从购买了商品房。2018年末，浙江城镇居民自有住房拥有率达到了83.0%，比1992年的15.4%提高了67.6个百分点。从住房支出水平看，1992年城镇居民人均居住支出仅129元，到2018年达到9154元。从居住面积看，2018年末浙江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45.35平方米，比1983年（9.44平方米）和2000年（19.87平方米）分别增加了35.91平方米和25.48平方米。从居住配套设施看，2018年城镇常住居民居住在单栋楼房的户数比重为33.2%，管道供水入户比重为99.6%，饮用水前家里采用煮沸为主要处理措施的比重为94.7%，住宅内厕所为水冲式卫生厕所的比重为98.6%。随着住房商品化的深化，浙江城镇居民居住条件的改善，较富裕的城镇居民开始追求高档小区和花园洋房，并且对房屋装修质量、设计提出了更高要求，更加注重享受舒适的居住环境。

（五）耐用消费品更新换代，科技产品不断普及。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只有部分城镇居民家庭拥有被称为“老四大件”的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80年代后期开始，彩色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快速进入城镇居民家庭，90年中期基本普及。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科技含量较高的产品进入千家万户，超高清大屏幕智能彩电、全自动滚筒洗衣机、绿色环保节能冰箱、变频空调等高科技智能家电产品推陈出新，更新换代不断提速，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2018年末浙江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的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数量分别为93.87台、103.17台、171.90台，而在1981年分别为1.32台、0.53台、0.53台。同时，一些新型家用电器逐渐进入居民家庭，居民消费正在向享用型、学习型转变，汽车、电脑、移动电话成为当前城镇居民生活中重要的耐用消费品。2018年末浙江省每百户城镇居民中拥有家用汽车52.43辆、家用电脑86.43台、移动电话243.12部，比2000年分别增长108.2倍、5.2倍、6.7倍。

表2 浙江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变化情况

（六）衣着消费品质提升，穿着追求时尚个性

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居民的穿着都以黑灰绿蓝等单色系的服装为主，服装面料有限，居民穿着比较保守。直至改革开放后，随着居民收入不断增加和西式潮流的影响，各种化纤织物不断涌现，居民衣着消费快速增长。2018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衣着消费支出2232元，分别是1990年和1981年的11.9倍和32.3倍。建国以来浙江城镇居民衣着消费经历了由过去讲究经济耐用、朴素结实的“单一型”，转变为追求时髦美观的“多样型”；由过去以棉布为主向呢绒绸缎、化纤等多面料选择发展；由过去购买面料缝制服装为主转向直接购买成衣消费为主。2018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服装（成衣）支出1725元，比2000年的389元增长3.4倍；人均服装材料支出8.2元，占衣着支出的比重由1992年的7.0 %下降到0.4%。浙江城镇居民衣着消费越来越注重色彩、款式的搭配，越来越追求服装的个性化、时装化、名牌化。穿着得体、时尚成为城镇居民追求美的重要方面。

（七）交通通讯快速发展，时空距离大大缩小。

新中国成立以来，飞速发展的交通及通讯网络技术，给城镇居民的出行及沟通带来前所未有的便利，浙江城镇居民在交通通信消费上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交通工具上家用汽车代替了自行车和摩托车，越来越多的浙江城镇居民家庭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私家车，有部分家庭甚至拥有2辆以上的汽车。数据显示，2018年末每百户浙江城镇居民家庭拥有家用汽车52.43辆，比2000年增长108.2倍。1981年城镇居民人均交通支出仅为4元，而2018年该支出达到3847元，比1981年增长960.8倍。城镇居民的通讯方式由之前的电报、信函到现在的电话再发展到移动电话，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在科技发展推动下，移动电话中智能手机成为主流，已成为人们日常沟通交流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更发展成为部分居民娱乐的重要工具。2018年浙江每百户城镇居民拥有移动电话243.12部，比2000年增长6.7倍，在通信方面的人均支出达到1164元。

（八）文化娱乐方式多样，精神生活追求更强烈。

随着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已不满足于仅有的物质生活，更加注重追求精神生活的质量，休闲娱乐方式也变得丰富多彩，文化娱乐消费逐渐成为城镇居民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3684元，是1992年的18.9倍，占消费支出的10.6%，对消费增长的贡献率达6.1%，此外，旅游更是被越来越多的居民所喜爱和推崇，成为人们陶冶情操、拓展视野和享受生活的重要途径，城镇居民用于旅游的支出逐年增长，旅游人次数不断攀升。数据显示，2018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团体旅游支出798元，比1992年增长30.9倍。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镇居民愈加重视自身和子女文化知识素养的提高，从学前教育、小学、中学到高等教育以及成人教育，各个阶段的教育支出均有大幅度提高。2018年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支出2032元，比1992年的57元增长了34.6倍。

（九）购物方式推陈出新，网络消费成为主流。

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的购物方式经历了巨大变化。从计划经济时代到自由消费时代，随着家用计算机、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普及，以及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居民网络消费从无到有，并在近十年来迅速增长，成为最主流的消费方式。足不出户便捷快速的网络购物被越来越多的浙江居民所青睐，通过互联网购买商品和服务支出快速增长。2005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网络消费支出仅为4.8元，到2017年人均网络消费支出达754元，是2005年的157.1倍。根据2017年对全省有网络消费行为的城镇居民的抽样调查显示，半数以上受调查者月均网络消费金额超千元，对网络消费表示满意的超过九成。

四、浙江城镇居民实现高质量生活水平的经验启示

70年砥砺奋进，浙江经济活力增强，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新动能不断发展壮大，生态环境和人民生活持继改善，城镇居民率先迈进高水平全面小康建设的新时代。70年的奋斗经验，点点滴滴，淬炼成弥足珍贵的经验启示。

（一）经济发展是改善民生的基石。

经济发展是改善民生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了，人民的收入就会增加、生活水平相应会提高，民生问题就能解决得好，反过来对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两者是相辅相承的关系。浙江先是凭借体制创新的先发优势，实现了从农业主导经济向工业化经济的转变，成为全国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随后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浙江以“八八战略”为总纲，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率先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成功实现从传统的工业化经济向现代服务型、创新型、数字经济的转变，实现从粗放型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迈进。并不断增加投向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有效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健全社会福利、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扶贫济困，实现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全体人民。新中国成立70年的人民致富史也是经济发展史，因此，改善民生，说到底是经济实力问题，是经济发展问题。

（二）改革开放是改善民生的动力。

浙江是中国改革开放先行地，率先推进市场取向改革，形成了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相得益彰的先发性优势。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活力迸发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展现了浙江的成功蜕变。1978年，浙江人民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在经历了十余年的改革启动和探索后，1992年开始构建市场经济体制，进入21世纪之后，浙江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国有经济优、民营经济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各种经济成分优势作用得到有效发挥，推动着浙江经济率先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改革开放的40年浙江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程度，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是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40年，是城乡居民生活实现由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并向全面小康迈进的40年，也是社会保障事业从无到有、从制度建立再到全面推进的40年。改革开放就像一个巨大的引擎，推进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推动了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促进了教育水平的提升，是民生得到不断改善的巨大动力。

（三）制度建设是改善民生的保障。

经济快速发展为民生的改善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制度建设成为改善民生的强大保障。新中国成立70年来，浙江孜孜不倦深耕社会保障，紧抓民生工作，努力在推动脱贫攻坚、加强基层治理和社会组织管理、创新养老服务、优化殡葬服务、完善社会救助、抓好防灾减灾等方面创出工作特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民生问题得到了稳步的、大幅的改善。要保障民生普惠的成果，必须要注重制度建设，加大现有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政策、制度的整合力度，使民生的改善与经济发展同步，与国家财力增长同步，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