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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新图强七十载 城镇居民生活大变样——新中国成立70年之浙江城镇居民生活变迁

时间:2019-09-24

新中国成立70年来,在党中央和历届省委、省政府的正确领导下,浙江人民凭着“坚韧不拔、敢闯敢创、开放图强”的革新精神,勇立潮头、砥砺奋进,经济社会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浙江城镇居民摆脱了贫困,实现了从温饱到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开启了高水平全面小康建设的新征程。

一、  新中国成立以来浙江城镇居民生活水平变迁概述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浙江经济社会飞速发展,城镇居民收入不断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屡上新台阶,从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量到质的追求转变开始,到精神文化生活的极大丰富,居民生活质量不断攀升。浙江城镇居民生活经历了发展起步、改革开放初期的解决温饱、加快发展的总体小康、深化改革的全面小康和新形势下高水平小康建设五个阶段。

(一)19491978年:发展起步阶段。

1949年,国民党政府撤离浙江后在经济上留下一副破烂摊子,社会经济濒临崩溃,许多私营企业停工减产,商店歇业倒闭,失业工人多,居民生活困难重重。当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116元。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共浙江省委和省政府领导人民恢复和发展生产,安排人员就业,经过三年经济恢复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加到202元。1957-1978年,经历了“大跃进”、自然灾害和“文化大革命”运动,城镇居民收入在曲折中缓慢增长,到1978年人均可支配收入332元。

(二)19781991年:改革开放前期温饱阶段。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政策,通过多次提高职工工资、推进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居民自主创业等措施,城镇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进入快速增长期。1991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2143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是1978年的1.5倍,年均增长率达到7.2%,浙江省城镇居民过上温饱有余的生活。

(三)19921999年:加快发展的总体小康阶段。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后,浙江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旨在改革国有和乡镇集体企业产权制度、放开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策,掀开了全面现代化与改革开放新的一页,为城镇居民生活水平迈向总体小康创造了条件。该时期分配制度改革稳步推进,各级政府切实落实相关增收措施。发展状况良好的企业提高职工的福利补贴、奖金、工资等。同时,机关企事业职工工资也得到相应的提升,城镇居民收入迅速增长。1999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8428元,扣除价格上涨因素,实际收入比1992年增长了57.7%,年均增长6.7%。按照《全国小康生活基本标准》评价,1999年浙江总体小康实现程度达到100%,在全国率先实现了总体小康目标。

(四)2000-2012年:深化改革的全面小康阶段。

进入新世纪,浙江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全面实施“八八战略”和“创业富民,创新强省”总战略,扎实推进“全面小康六大行动计划”。这一时期浙江产业结构不断优化,民营经济蓬勃发展,城镇化水平不断提高,社会保障体系更加完备,人民生活更加殷实。2012年,私营和个体企业占全省企业数的83.5%,城镇私营和个体企业吸纳全省48.1%的城镇就业人口,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01%,创新世纪以来新低。2012年浙江城镇人口占比达63.2%,较2000年提高了14.5个百分点。2012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4550元,比2000年年均实际增长9.5%,比全国平均水平的24565元高9985元,居全国31个省(区、市)第3位,是自2001年以来连续第12年位居各省(区)首位。2012年浙江省第十三次党代会郑重宣告,浙江已基本实现了全面建设惠及全省人民小康社会的目标。

(五)2013年至今:新形势下高水平小康建设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面对世界经济复苏乏力、局部冲突和动荡频发、全球性问题加剧的外部环境,面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等一系列深刻变化,浙江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迎难而上,开拓进取,在新形势下推动高水平小康建设。特别是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到2020年居民收入倍增计划,是国富民强、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决策,增强了广大群众过上更加幸福生活的信心。近六年来浙江经济增长稳中有进,产业结构不断转型升级,浙江城镇居民收入水平在高水平下平稳增长,贫富差距缩小,社会和谐稳定,创造了人民物质富裕和精神富有的“双丰收”。2018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5574元。

1  1978-2018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二、  收入水平快速增长,收入来源丰富多元

随着浙江二、三产业创新发展和就业机会的增加,70年来浙江城镇居民收入来源更加丰富多元,收入水平长期位居全国前列,增收亮点纷呈。

(一)收入水平跨越式增长,稳居全国前列。

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的30年间,浙江经济在曲折中缓慢发展,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缓慢。改革开放后的40年间,浙江发展抓住了历史机遇,不仅在改革上一马当先,在开放上也力争上游,实现了从资源小省到经济大省的跨越,从而带动了城镇居民收入的快速增长。1978-2018年,浙江GDP年均增长11.9%,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7.9%,实现了居民收入与经济发展的同步增长。

2 1978-2018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GDP收入增速

1978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332元,1986年人均可支配收入首次超过千元关口(1104元),1994年人均可支配收入超过五千元(5066元),2001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更是攀上了万元大关(10465元),到201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已超5万元(51261元),居民收入不断登上新台阶。

收入的快速增长,使浙江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在全国各省(区、市)的位次迅速提高,并始终保持前列。1978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仅为332元,是全国城镇平均水平的96.8%,处在全国各省区的第11位;1980年人均可支配收入488元,比1978年实际增长了31.7%,比全国城镇平均水平高2.2%1990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932元,比1978年实际增长1.4倍,比全国城镇平均水平高出27.9%,人均收入水平在全国各省(区、市)的位次上升至第4位。从2001年开始,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连续18年居全国31个省、直辖市、自治区第3位,排在上海、北京之后,居全国各省、自治区第1位。2018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5574元,比全国平均水平高41.6%,是1978年的167倍,收入水平实现了百余倍的跨越式增长。

(二)收入来源日益多元化,增收亮点纷呈。

新中国成立之初,绝大部分城镇居民仅依赖于从单位得到的工资补贴等收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二三产业蓬勃发展,浙江居民开始从事小买卖、开办企业及各种服务性行业;积累了一定的家庭财富后的浙江城镇居民收入来源日益多元化,增收亮点不断涌现。

1.工资性收入是增收主力。

建国以来至改革开放前,受生产力低下的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十分缓慢,全国城镇居民就业者中绝大多数为国有和集体职工,就业形式和收入渠道比较单一,工资性收入几乎是收入的唯一来源。改革开放给国民经济的发展增添新的发展动力,浙江工资制度先后进行了多次调整与改革,企事业单位职工和国家公务员工资得到了显著增加。此外,经济体制的改革为城镇经济注入了活力,各种经济类型的企业从无到有,新型职业行业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就业渠道不断拓宽,工资性收入是城镇居民增收的绝对主力。2018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31148元,比2000年增长了3.8倍,对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54.0%2001-2018年人均工资性收入年均增长9.2%,比同期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速快0.7个百分点。

2.经营性收入快速增长是居民增收的新动力。

改革开放中的浙江经济以个体与民营经济的迅猛发展为特点,浙江人又历来善于经营生意,尤其是在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大力倡导“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不断改善创业环境,减轻企业负担,简化审批程序,激发了企业和个人创新创业热情,推动城镇居民经营净收入快速增长。改革开放以来,经营收入占比呈现“持续扩大,小幅回落”的增长态势。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经营净收入8316元,是2000481元的17.3倍,对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贡献率达到15.0%,占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重也由2000年的5.2%提升到2018年的15.0%2001-2018年人均经营净收入年均增长17.2%,比同期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速快8.7个百分点。家庭经营收入逐渐步入了持续、良性、快速增长的轨道,成为新世纪以来浙江城镇居民收入增长的新动力。

3.财产性收入成为居民家庭增收的新路径。

上个世纪90年代,受投资观念约束以及投资渠道限制,浙江城镇参与投资的居民相对较少。银行利息和国债收益是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的主要渠道,利息收入在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所占的比例在75%90%之间。伴随着浙江城镇居民财富的不断积累,投资渠道逐渐拓宽,财产性收入增收的渠道日益丰富,出租房屋、投资基金、买卖黄金白银等等理财方式被浙江城镇居民广泛涉猎,财产净收入大幅度增加。2018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为7586元,是2000年的48.6倍,对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13.7%2001-2018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财产净收入年均增长24.1%,比可支配收入的年均增速快15.6个百分点。财产性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的比重逐年增加,2000年城镇居民财产性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为1.7%2018年上升到12.5%,几乎是一个从无到有的过程,居民财富逐渐累积,财产收入成为城镇居民家庭收入增长的新路径。

4.转移性收入持续享受政策红利。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社会保障事业经历了一个从恢复、建立到不断发展完善的过程,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来,浙江始终坚持把“保民生,促发展”放在突出重要的位置,各项社会保障事业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浙江企业职工失业保险、医疗保险、养老保险较其他省份起步早,发展快。1984年浙江实施离退休费用的社会统筹,并逐步将农民工、灵活就业人员、企业从业人员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中,社会保障覆盖面不断扩大。1986年浙江建立职工失业保险制度,并获得较快发展。1992年浙江对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改革进行了多种形式的探索与尝试。覆盖城乡的最低生活保障起步于1996年,20018月颁布了《浙江省最低生活保障办法》,进一步规范了低保制度。以上种种政策红利带动了浙江城镇居民转移性收入的快速增长,特别是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民生工程的不断建设,社会救助、政策性生活补贴力度持续加大,居民从医疗、教育、养老等方面享受的实惠不断增加。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浙江企事业单位退休人员养老金标准年年上调,使浙江城镇居民转移收入得到了持续增长。2018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转移净收入8524元,是2000年的5.4倍,对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的贡献率为15.3%2001-2018年人均转移净收入年均增长7.8%。其中养老金与离退休金占比达81.6%,是转移净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拉动增收作用最大。

三、  消费水平不断提升,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新中国成立初期,浙江城镇居民生活处于贫困边缘。70年来,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城镇居民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收入水平不断跃上新台阶的同时,人均购买力实现了从百元级到万元级的跨越,消费结构不断优化,生活面貌日新月异。

(一)消费水平不断提高,生活品质持续改善。

1949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仅106元,新中国成立以后的近30年间,城镇居民消费水平在曲折中缓慢增长,1978年人均消费支出157元,吃和穿等基本消费占绝大比重。改革开放后的40年,随着收入水平的持续快速增长,城镇居民生活消费水平不断跃上新台阶,物质和精神文化生活水平全面提升。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达到34598元,其中服务性消费支出16711元,占消费支出的比重48.3%

3  1978-2018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和增速

(二)恩格尔系数下降,消费结构不断优化。

新中国成立前期,浙江城镇居民消费水平较低,解决温饱是头等大事,20世纪五、六十年代,恩格尔系数(食品支出占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维持在60%以上的高位,其中1962年的恩格尔系数为64.4%。改革开放初期,居民的支出仍以基本日常消费为主,1981年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476元,其中食品、衣着和水电燃料等占消费支出的70%左右,恩格尔系数为55.6%,属于温饱型的生活。随着收入的增加,居民消费领域逐渐拓宽,衣着、居住、文化教育、医疗保健、交通通信以及生活服务支出增加,食品在生活消费支出的比重不断下降。城镇居民的恩格尔系数1993年降到50%以下,2000年降到40%以下。2018年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为27.1%,达到了国际上认定的生活富裕标准。

4   1981-2018年浙江城镇居民恩格尔系数变化

从城镇居民消费结构变化来看,食品、衣着、生活设备等基础用品消费支出在人均支出所占的比重不断降低,居住、交通通信的消费支出比重显著增加,消费结构优化升级,居民生活日新月异。2018年城镇居民中人均食品、衣着支出额分别为9371元、2232元,分别占人均消费支出总额的27.1%6.4%,比1981年分别降低了28.58.1个百分点;而人均居住和交通通信的支出分别为9154元和5010元,占消费支出的26.5%14.5%,比1981年提高了21.513.7个百分点;同时体现发展享受的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医疗保健支出分别为3684元和2287元,占消费支出的10.6%6.6%,比1981年提高了2.25.5个百分点。

1    浙江城镇居民消费结构的变化(%

消费支出项目

1981

2000

2018

合计

 100

 100

 100

1.食品

55.6

39.2

27.1

2.衣着

14.5

 8.1

 6.4

3.居住

 5.0

 8.6

26.5

4.家庭设备及服务

13.2

 9.4

 5.7

5.交通通信

 0.8

 8.9

14.5

6.教育文化娱乐

 8.4

13.1

10.6

7.医疗保健

 1.1

 7.7

 6.6

8.其它商品及服务

 1.4

 5.0

 2.6

(三)饮食更加注重营养,在外就餐消费增加。

20世纪50年代前期开始,国家对粮油实行统购统销,粮食和副食品凭票证供应。1959-1961年的三年困难时期,粮食和副食品供应严重短缺,政府压缩了城镇人口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标准,大多数居民家庭常年餐桌上见不到肉。1962年开始,全省粮食及副食品供应有所好转,但居民的食物消费水平仍然很低。直到70年代中期,普通的糖果、糕点仍然是多数城镇居民家庭的奢侈品1978年以后,随着农副产品产量的增加,粮食和副食品供应短缺的局面逐渐扭转,品种越来越丰富,居民的饮食逐渐从“有啥吃啥”跨越到“想啥吃啥”。1981-2018年,城镇居民人均食品支出从264元增加到9371元,年均增长10.1%。食品支出快速增长的同时,其内部结构也发生了质的变化,城镇居民越来越注重饮食营养,膳食结构更加合理。居民的粮食消费中主食消费的比例降低,而其它副食品比重上升。2018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购买粮食支出为648元,所占的比重从1981年的18.2%降低至6.9%。从食品营养角度分析,1981年居民购买肉类、家禽、蛋、鲜奶的支出比重占57.3%,随着收入的增加,居民营养结构大幅改善,除了传统的肉禽蛋奶之外,水产品、蔬菜菌菇、干鲜瓜果类的消费量明显增加,2018年以上副食品的年人均消费额达到4465元,比1981年增长了28.4倍,占食品类支出的74.8%。此外,随着消费观念的改变和消费方式的变化,居民在外饮食就餐日益常态化,据统计,浙江城镇居民2018年在外饮食人均支出2253元,占食品支出的24.0%,比1995年增长了7.5倍。

(四)居住条件不断改善,生活环境逐步优化。

改革开放前,很多城镇居民通过租赁房管部门或单位房屋解决居住问题,拥有自己住房的居民极少,且住房面积很小。改革开放后,随着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入,越来越多的城镇居民从购买了商品房。2018年末,浙江城镇居民自有住房拥有率达到了83.0%,比1992年的15.4%提高了67.6个百分点。从住房支出水平看,1992年城镇居民人均居住支出仅129元,到2018年达到9154元。从居住面积看,2018年末浙江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达到45.35平方米,比1983年(9.44平方米)和2000年(19.87平方米)分别增加了35.91平方米和25.48平方米。从居住配套设施看,2018年城镇常住居民居住在单栋楼房的户数比重为33.2%,管道供水入户比重为99.6%,饮用水前家里采用煮沸为主要处理措施的比重为94.7%,住宅内厕所为水冲式卫生厕所的比重为98.6%。随着住房商品化的深化,浙江城镇居民居住条件的改善,较富裕的城镇居民开始追求高档小区和花园洋房,并且对房屋装修质量、设计提出了更高要求,更加注重享受舒适的居住环境。

(五)耐用消费品更新换代,科技产品不断普及。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只有部分城镇居民家庭拥有被称为“老四大件”的手表、自行车、缝纫机和收音机。80年代后期开始,彩色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快速进入城镇居民家庭,90年中期基本普及。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科技水平的不断提高,越来越多科技含量较高的产品进入千家万户,超高清大屏幕智能彩电、全自动滚筒洗衣机、绿色环保节能冰箱、变频空调等高科技智能家电产品推陈出新,更新换代不断提速,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2018年末浙江城镇居民家庭每百户拥有的洗衣机、电冰箱、电视机数量分别为93.87台、103.17台、171.90台,而在1981年分别为1.32台、0.53台、0.53台。同时,一些新型家用电器逐渐进入居民家庭,居民消费正在向享用型、学习型转变,汽车、电脑、移动电话成为当前城镇居民生活中重要的耐用消费品。2018年末浙江省每百户城镇居民中拥有家用汽车52.43辆、家用电脑86.43台、移动电话243.12部,比2000年分别增长108.2倍、5.2倍、6.7倍。

2 浙江城镇居民家庭平均每百户耐用消费品拥有量变化情况

耐用品

单位

1981

1990

1995

2000

2005

2010

2013

2018

  摩托车

 

 1.02

 3.77

 16.32

 32.65

 25.82

 72.07

  7.83

 洗衣机

1.32

70.07

84.64

 90.03

 91.45

 94.26

 90.58

 93.87

 电冰箱(柜)

0.53

77.69

94.90

 99.53

102.34

100.36

 97.40

103.17

彩色电视机

0.53

62.99

95.76

139.17

178.62

185.70

178.99

171.90

 组合音响

 

 0.54

 8.81

 23.17

 36.56

 33.38

 15.24

-

 照相机

2.89

19.73

37.81

 45.92

 51.35

 50.07

 48.64

 23.23

 空调器

 

 

16.56

 57.72

146.89

186.62

196.54

220.55

淋浴热水器

 

 

47.28

 68.39

 90.35

101.19

 94.79

105.28

 家用电脑

 

 

 

 14.02

 59.47

 89.84

101.56

 86.43

 摄像机

 

 

 

  2.18

  5.24

  9.48

  9.14

-

 微波炉

 

 

 

 23.00

 58.24

 71.28

 64.32

-

 健身器材

 

 

 

  4.67

  6.29

  6.09

  6.59

-

 移动电话

 

 

 

 31.73

174.73

198.01

217.43

243.12

 固定电话

线

 

 

 

 

 96.84

 89.13

 65.78

 28.15

 家用汽车

 

 

 

  0.48

  8.71

 26.43

 44.28

 52.43

(六)衣着消费品质提升,穿着追求时尚个性

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居民的穿着都以黑灰绿蓝等单色系的服装为主,服装面料有限,居民穿着比较保守。直至改革开放后,随着居民收入不断增加和西式潮流的影响,各种化纤织物不断涌现,居民衣着消费快速增长。2018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衣着消费支出2232元,分别是1990年和1981年的11.9倍和32.3倍。建国以来浙江城镇居民衣着消费经历了由过去讲究经济耐用、朴素结实的“单一型”,转变为追求时髦美观的“多样型”;由过去以棉布为主向呢绒绸缎、化纤等多面料选择发展;由过去购买面料缝制服装为主转向直接购买成衣消费为主。2018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服装(成衣)支出1725元,比2000年的389元增长3.4倍;人均服装材料支出8.2元,占衣着支出的比重由1992年的7.0 %下降到0.4%。浙江城镇居民衣着消费越来越注重色彩、款式的搭配,越来越追求服装的个性化、时装化、名牌化。穿着得体、时尚成为城镇居民追求美的重要方面。

(七)交通通讯快速发展,时空距离大大缩小。

新中国成立以来,飞速发展的交通及通讯网络技术,给城镇居民的出行及沟通带来前所未有的便利,浙江城镇居民在交通通信消费上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交通工具上家用汽车代替了自行车和摩托车,越来越多的浙江城镇居民家庭拥有了属于自己的私家车,有部分家庭甚至拥有2辆以上的汽车。数据显示,2018年末每百户浙江城镇居民家庭拥有家用汽车52.43辆,比2000年增长108.2倍。1981年城镇居民人均交通支出仅为4元,而2018年该支出达到3847元,比1981年增长960.8倍。城镇居民的通讯方式由之前的电报、信函到现在的电话再发展到移动电话,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在科技发展推动下,移动电话中智能手机成为主流,已成为人们日常沟通交流不可缺少的重要工具,更发展成为部分居民娱乐的重要工具。2018年浙江每百户城镇居民拥有移动电话243.12部,比2000年增长6.7倍,在通信方面的人均支出达到1164元。

(八)文化娱乐方式多样,精神生活追求更强烈。

随着城镇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已不满足于仅有的物质生活,更加注重追求精神生活的质量,休闲娱乐方式也变得丰富多彩,文化娱乐消费逐渐成为城镇居民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2018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文化娱乐消费支出3684元,是1992年的18.9倍,占消费支出的10.6%,对消费增长的贡献率达6.1%,此外,旅游更是被越来越多的居民所喜爱和推崇,成为人们陶冶情操、拓展视野和享受生活的重要途径,城镇居民用于旅游的支出逐年增长,旅游人次数不断攀升。数据显示,2018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团体旅游支出798元,比1992年增长30.9倍。同时,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城镇居民愈加重视自身和子女文化知识素养的提高,从学前教育、小学、中学到高等教育以及成人教育,各个阶段的教育支出均有大幅度提高。2018年浙江省城镇居民人均教育支出2032元,比1992年的57元增长了34.6倍。

(九)购物方式推陈出新,网络消费成为主流。

随着经济的发展,居民的购物方式经历了巨大变化。从计划经济时代到自由消费时代,随着家用计算机、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的普及,以及互联网技术的迅速发展,居民网络消费从无到有,并在近十年来迅速增长,成为最主流的消费方式。足不出户便捷快速的网络购物被越来越多的浙江居民所青睐,通过互联网购买商品和服务支出快速增长。2005年浙江城镇居民人均网络消费支出仅为4.8元,到2017年人均网络消费支出达754元,是2005年的157.1倍。根据2017年对全省有网络消费行为的城镇居民的抽样调查显示,半数以上受调查者月均网络消费金额超千元,对网络消费表示满意的超过九成。

四、浙江城镇居民实现高质量生活水平的经验启示

70年砥砺奋进,浙江经济活力增强,转型升级步伐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优化,新动能不断发展壮大,生态环境和人民生活持继改善,城镇居民率先迈进高水平全面小康建设的新时代。70年的奋斗经验,点点滴滴,淬炼成弥足珍贵的经验启示。

(一)经济发展是改善民生的基石。

经济发展是改善民生的物质基础,经济发展了,人民的收入就会增加、生活水平相应会提高,民生问题就能解决得好,反过来对经济发展具有促进作用,两者是相辅相承的关系。浙江先是凭借体制创新的先发优势,实现了从农业主导经济向工业化经济的转变,成为全国发展速度最快的地区之一。随后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浙江以“八八战略”为总纲,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率先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成功实现从传统的工业化经济向现代服务型、创新型、数字经济的转变,实现从粗放型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迈进。并不断增加投向民生领域的财政支出,有效增加公共产品的供给,健全社会福利、社会保险和社会救济,扶贫济困,实现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全体人民。新中国成立70年的人民致富史也是经济发展史,因此,改善民生,说到底是经济实力问题,是经济发展问题。

(二)改革开放是改善民生的动力。

浙江是中国改革开放先行地,率先推进市场取向改革,形成了国有经济和民营经济相得益彰的先发性优势。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活力迸发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展现了浙江的成功蜕变。1978年,浙江人民开始了经济体制改革,在经历了十余年的改革启动和探索后,1992年开始构建市场经济体制,进入21世纪之后,浙江逐步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形成了国有经济优、民营经济活、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格局,各种经济成分优势作用得到有效发挥,推动着浙江经济率先转入高质量发展轨道。改革开放的40年浙江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程度,远远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是人民群众得到实惠最多、生活水平提高最快的40年,是城乡居民生活实现由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并向全面小康迈进的40年,也是社会保障事业从无到有、从制度建立再到全面推进的40年。改革开放就像一个巨大的引擎,推进经济实力的不断壮大,推动了社会保障体系完善,促进了教育水平的提升,是民生得到不断改善的巨大动力。

(三)制度建设是改善民生的保障。

经济快速发展为民生的改善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制度建设成为改善民生的强大保障。新中国成立70年来,浙江孜孜不倦深耕社会保障,紧抓民生工作,努力在推动脱贫攻坚、加强基层治理和社会组织管理、创新养老服务、优化殡葬服务、完善社会救助、抓好防灾减灾等方面创出工作特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等民生问题得到了稳步的、大幅的改善。要保障民生普惠的成果,必须要注重制度建设,加大现有保障和改善民生的政策、制度的整合力度,使民生的改善与经济发展同步,与国家财力增长同步,与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同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