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栉风沐雨七十载 浙江农村劳动力转移取得巨大成就

时间:2019-10-17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农村富余劳动力从土地转移出来,促进了二、三产业的发展,推进了城镇化进程,农民工完成了从身份漂移到市民定位的转换过程。浙江人地矛盾突出,农村富余劳动力多,市场取向的改革起步早,民营经济发达,劳动密集型的二、三产业比重大,使浙江最早成为全国农村劳动力转移大省。2018年,浙江农民工总量达1367万人,农村劳动力转移取得巨大成就,农民工群体已经成为浙江经济持续、健康、稳定、快速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一、浙江农村劳动力70年转移轨迹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浙江农村劳动力实现了从农村向城镇的大规模转移,尤其是改革开放后,转移速度加快、规模加大、效果最为明显。农村劳动力通过不同方式实现就业转移,职业身份也经历了从拾遗补缺做临时工,到城市打工者,再到成为现代产业工人,最终完成市民化的身份转变。综观1949-2018年,浙江农村劳动力转移取得巨大成就,具有明显的周期性,大体可分为6个阶段。

(一)   政策限制阶段(1949-1977年)。

新中国成立初期,为了保证重工业和城市的优先发展,我国建立了以户籍制度为基础、计划经济为手段的城乡二元社会体制,农村劳动力被限制在农村,只能从事农业劳动。

(二)逐步放宽阶段(1978-1983年)。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一方面,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农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农村劳动力出现剩余;另一方面,国家开始逐步放宽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限制。这一阶段政府对于农村劳动力资源配置方面的基本态度是鼓励劳动力在农村内部流动,但农村劳动力在农村与城镇之间的流动仍受到严格的限制。为此,浙江农村劳动力主要仍在土地上“精耕细作”,转移出去的也大多在当地社办企业就业,或者趁着农闲时进城寻找一些临时性的工作,极少量的“五匠”等手工艺者逐步迈出家门。1978-1983年,浙江农村劳动力在社办企业就业的占比从4.3%上升至6.4%,外出就业占比从不足1%上升至1.8%,“五匠”人员占比从不足3%上升至4.9%,浙江农村劳动力出现从农业单一经营向多种经营转移。

(三)松动活跃阶段(1984-1992年)。

1984-1992年,浙江农村经济取得了巨大的发展,乡镇企业崛起成为农村经济的支柱,农村就业结构由原来的较为单一走向多元化。1984年允许农民自理口粮进入小城镇政策出台,为农民跨区域流动创造了条件。198511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进一步活跃农村经济的十项政策》,其中第九条指出,要进一步扩大城乡经济交往,要在各级政府统一管理下,允许农民进城开店设坊,兴办服务业,提供各种劳务,城市要在用地和服务设施方面提供便利条件。尽管措辞比较谨慎,但相比之前严格限制的态度,这一文件传递了积极的信号,是国家关于农村劳动力流动政策变动的一个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文件。也正是从1985年开始,农村外出劳动力作为统计指标正式纳入统计体系。至1992年,浙江农村二三产业劳动力约716万人,比1984年增加351万人,增长96.2%,占农村全部劳动力的比重由20.4%提高到34.7%,提高了14.3个百分点。浙江农村劳动力进入高速转移的“黄金时期”。

(四)紧缩趋缓阶段(1993-2002年)。

1992年邓小平南巡讲话和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但是随后,国家全面开展对国有企业的改革和乡镇企业的改制,关停了一批经济效益差、资源浪费大、难以在市场经济大潮中生存的企业,一些城市为了安排城市失业、下岗职工,随之出台了限制农民工就业的行业和工种,因而出现了对劳动力需求减弱的势头。这一阶段,农民工不能与城市工人同工同酬,随时面临返乡风险,仅仅是城市打工者。转移速度较前一时期放缓,2002年当年新转移到二、三产业的劳动力比重为2.8%,比1993年新转移到二、三产业的劳动力比重下降5.7个百分点,浙江农村劳动力转移进入了相对低迷的阶段。

(五)规范推进阶段(2003-2009年)。

2003年到2009年,国家农村劳动力就业政策发生了积极的变化,开始逐步推行城乡统筹就业的政策,正式从制度层面对农民的流动就业以及其在非农领域就业的权益进行保护。2003年中央下发的《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指出“改善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环境,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就业,是增加农民收入和推进城镇化的重要途径”。2004年至2009年连续6年,中央一号文件都进一步明确强调“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和“公平就业”,明确指出进城就业的农民工已经成为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时任浙江省委书记的习近平同志高度重视三农问题,通过一系列措施来切实保障农民及农民工的各项权益:一是改革户籍制度,率先在浙江取消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统一登记为浙江居民户口;二是完善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确保农民工在用工荒时回到农村进退自如”;三是完善相关生活、教育等配套,使进城农民工住有所居,同时保障他们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社会服务。这一时期,浙江农村劳动力流动加快,特别是呈现向城镇快速流动的迹象,城镇从业人员大量增加,从2003年的750万人,增加到2009年的1585万人,增长2.1倍,年均增加13.3%

(六)量稳提质阶段(2010-2018年)。

2010年以来,国家对于农民工就业政策持续稳定向好,农民工从事非农务工收入不断增长,城乡差距不断缩小,劳动力城乡双向流动增加。这一阶段,农村劳动力或外出或返乡,往往是权衡经济利益和考量社会成本后的选择,总体迈入理性转移的稳定阶段。据浙江调查总队开展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显示,2013年浙江省农民工总量1313万人,2014年增加到1335万人,2015年农村劳动力本土化就业趋势有所显现,农民工总量降至1329万人。随着浙江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升级的步伐加快,对劳动力需求呈现缩量提质的趋向,农民工数量保持稳定,2018年浙江农民工数量1367万人,与2013年相比年均增加1.0%

1 2013-2018年浙江省农民工总量

年份

农民工总量(万人)

同比增幅(%

2013

1313

-

2014

1335

 1.7

2015

1329

-0.4

2016

1421

 6.9

2017

1387

-2.4

2018

1367

-1.4

 

二、70年来浙江农村劳动力转移特点与成效

(一)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城市化成效明显。

在浙江加快城镇化的进程中,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发挥了巨大的促进作用。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前的30年,户籍制度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将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禁锢在农村,制约了城市化的发展进程,导致浙江城市化整体水平低下,发展进程缓慢。1978年,城市化率为14.5%,仅比1949年的11.8%提高2.7个百分点,年均提高0.09个百分点。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农村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村出现大量剩余劳动力,国家也逐步放宽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政策限制,浙江最早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大省,城市化水平显著提高。2018年城市化率达到68.9%,比1949年提高57.1百分点,比1978年提高54.4个百分点,年均分别提高0.831.36个百分点。与此同时,浙江 城市化发展走在全国前列 ,2018年,浙江城市化率比全国平均水平(59.6%)高9.3个百分点。

(二)二、三产业快速发展,收入水平不断提升。

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二三产业提供了大量相对廉价的劳动力,促进了二、三产业的发展。全省工业增加值从1952年的2.3亿元、1978年的47亿元增至2018年的20500亿元,1979-2018年,全部工业增加值按可比价计算年均增长14.1%;服务业增加值从1952年的5.47亿元、1978年的23.1亿元增至2018年的30724亿元,1953-2018年年均增长9.9%1979-2018年年均增长12.9%。二三产业的发展,极大拓展了农村劳动力的收入来源,促进了农村居民非农收入的提高。1984年,浙江农村居民务工所得的工资性收入人均71.6元,占全部收入比重16.0%;从事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人均45.5元,占全部收入比重10.2%;两者合计非农收入117.1元,占比26.2%。而2018年农村居民这两项收入合计20722元,占比达到75.9%

(三)文化程度不断提高,人力资本价值增速较快。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转移劳动力的文化程度也逐年提高。1992年农村转移劳动力中,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劳动力占比49.9%, 到2018年,该比例达到77.5%1994-1998年当年农村转移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分别是8.2年、8.3年、8.6年、8.8年、9.1年。文化水平的提高,也带来转移劳动力人力资本价值的提升。从反映农村转移劳动力价值的非农收入看,1992年人均非农年收入约为1184元,而2018年人均非农年收入约为55733元,增加了47.1倍,年均增加15.9%,增速快于同期农村居民总体收入的增长。与此同时,2018年从事农业的劳动力年均收入约为8593元,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人力资本价值约为同期农业劳动力的6.5倍。

(四)省内流动为主,大中城市偏好显著。

1993年,农村转移劳动力90.4%在省内就业;1998年,转移的农村劳动力81.4%在省内就业,省外就业比重有所增加,流动范围逐渐扩大;2018年,省内就业比重又回升至91.5%。表明省内流动一直是浙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要方向,但在不同发展阶段呈现起伏变化。从流向上看,发达的大中城市对农村劳动力更有吸引力。2018年,近三成农民工在省会城市、直辖市、地市级等大中城市就业,农民工成为城市建设的生力军。

(五)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农村居民增收优势明显。

2018年,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比为2.04:1,比上年缩小0.018,自2013年以来已连续6年呈现不断下降态势;比全国平均水平(2.685)低0.649,成为全国各省区差距最小的省份。农村常住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和实际增速均快于城镇1.0个百分点,增速差距分别比2017年提升了0.40.3个百分点,相比2016年更是提升了0.90.7个百分点。城乡居民收入增速差距连续两年有所扩大,农村居民收入增速优势更为明显。

三、农村劳动力优化转移的浙江经验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之年。浙江是习近平总书记三农思想的重要实践地,“三农”问题的本质是农民问题。作为农民工大省,浙江一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彻新发展理念,围绕加快农民工市民化,促进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完善政府管理与服务,维护农民工劳动保障权益,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努力提升农民工市民化质量和水平,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做出积极贡献。

(一)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并决定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振兴是新型城镇化的基本动力,新型城镇化为乡村振兴创造条件。浙江作为两山理论发源地和改革开放先行地,在全国范围内首开城乡一体化战略实施先河,积极构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的城乡一体化发展新格局。构建和谐的城乡关系,保障了农村转移人口迁移和“进城返乡”的主观能动性和自主选择权,提高了迁移人口的效用水平,促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协调发展。

(二)提升政府公共服务水平。

构建以社区为载体的农民工服务管理平台,以农民工需求为导向,完善以社区服务站为主体的社区综合服务管理平台,将农民工服务管理纳入其中。根据实际工作情况制定相应的标准,相关部门按照这一标准执行,建立从头至尾的完整转移流程,强化部门间的协调协作机制。2016年,浙江正式启动最多跑一次改革,较好提升了政府便民服务、商事登记和企业投资审批项目等的办事效率,降低了市民、企业的办事成本,成为吸引外来人口来浙的重要原因之一。

(三)维护农民工权益保障。

一是以“浙江无欠薪”行动为抓手,各级政府部门高度重视农民工工资拖欠问题,完善工作机制,创新工作举措,在加强预警防范和依法治理上取得明显成效,使“劳者有其得”,营造良好务工环境;二是关注务工者住房需求,兴建一批安心公寓,使工者有其居;三是在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学问题上,实行同城待遇,使幼有所长

(四)提高农村转移劳动力综合素质。

一是充分发挥主体责任,稳步推进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工作,促进农民工队伍技能素质全面提升。二是围绕尊重农民工、关心农民工的主题,采取社区居民喜闻乐见的形式,组织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教育和交流培训活动,丰富社区文化生活,增进农民工对所在社区的认识,加快他们对城市生活理念和生活方式的适应和融入,使力者有其乐。 三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新发展理念,切实提高农民工民主政治的参与程度和应有的社会政治地位。将素质比较高的农民工引导其有序参与社会治理,使优者有其荣工者有其誉